前不久出台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将“坚持尚俭戒奢，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入列，对此有人不解，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进步，包括党员干部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尚俭戒奢”已不合时宜，实无必要。真的是这样吗？历史是最好的老师，让我们走进历史，从历史中寻找答案。历史上因奢亡国的案例比比皆是，我们单从北宋亡国说起。
北宋灭亡的原因有很多，如：统治阶级的腐朽、北方游牧民族的崛起、军事战略的失误等等，但还有一个原因不容忽视，那就是奢侈之风盛行造成了国家的整体性堕落。特别是北宋后期，从帝国最高统治者皇帝到平民百姓，全社会每个角落都被奢侈享乐的狂涛巨澜所吞噬，纵然出现一些像李纲这样清醒的忠贞之士，最终难挽腐朽透顶的帝国大厦倾覆。
有历史学家曾指出，北宋的奢侈之风始于开国皇帝赵匡胤。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七月初九，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在这次酒宴上，他对石守信等高级将领们说：“人生苦短，不如多积一些金钱，买一些土地，多置歌妓舞伶，日夜饮酒相欢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没有猜疑，上下相安，这样不是很好吗？”。从表面上看，这是宋太祖为了避免“黄袍加身”重演而使用的一个政治手段，对于加强皇权、巩固统治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从长远来看，他对整个社会发出了提倡奢侈之风的错误信号，为日后亡国埋下了祸根。
宋徽宗是历史上少有的才子皇帝，诗词书画样样精绝。但要命的是，他把艺术家的浪漫运用到了治国理政上，在他的示范性带动下，宋王朝统治阶级的政治腐败和生活腐化堕落达到登峰造极。为了让日子过得舒服，宋徽宗成立了苏杭应奉局，专门负责搜罗东南各地奇花异石、名木佳果，就是人所共知的花石纲，运输场面相当浩大，号称“舳舻相衔于淮、汴”。 徽宗喜欢蹴鞠，所以爱乌及乌，宠幸和提拔善于蹴鞠的高俅，结果高俅和童贯、蔡京等奸臣沆瀣一气，贪渎腐败，欺压百姓，最后官逼民反，军政俱废，国家大乱。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宋神宗时期宰相陈升之家里“极为宏壮，池馆绵亘数百步”，亭台楼阁、小桥流水，一应俱全，景致之美使沈括不得不在《梦溪笔谈》里专门予以记述。权臣蔡京有一处宅院，“在都城之东，周围数十里。”此园最具特色的是一座名为六鹤堂的高楼，“高四丈九尺，人行其下，望之如蚁”，豪阔程度前所未有。据《宋史·寇准传》描述：“准少年富贵，性豪侈，喜剧饮，每宴宾客，多阖扉脱骖。家未尝油灯，虽庖所在，必然炬烛。”像寇准这样著名的忠臣都是这样醉生梦死，奢侈浪费，其他人又当如何？
皇帝和大臣对于奢侈生活和享乐主义的追求，使普通百姓心向往之，并一一效仿，从一些生活细节中可见端倪。如：“后宫朝有服饰，夕行之于民间矣”。老百姓出门“必衣重锦”，你要穿一身麻布衣服，都不好意思和别人打招呼。再如北宋老百姓管洗脚水叫“汤”，一字之差万里之遥，显示了社会对于奢侈生活的整体向往。再如《水浒传》中描述的那样，武松等梁山好汉投店就餐的标配是“切几斤牛肉来几斤酒”，花的好像也不多，可试想一下，牛在农耕社会是主要劳动力，大家都爱吃牛肉不是奢侈是什么？
当全社会沉陷于物欲横流中不可自拔时，精神上的萎靡不振就很容易理解。宋词的艺术成就很高，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有豪放派和婉约派之分，但豪放派词人在北宋一朝所占的比例严重失衡，除了范仲淹、苏轼等寥若晨星的几人外，绝大多数是婉约一派，而婉约派就是当时靡靡之音的真实反映。就连“靖康之变”中的徽钦二帝都是浅斟低唱的高手，宋徽宗被金人虏掠北行时写下了“玉京曾忆昔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字里行间，全是对昔日奢华生活的无限留恋……文风反映政风，当一个国家生活在享乐和幻想中的时候，往往也是勇气和斗志消磨殆尽的时候，一同消失的还有国家的忧患意识和进取精神，彼时，此国真的就离灭亡不远了。
北宋亡国再次印证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历史定律，对于今天的我们有着重要的警示教育作用，我们应该从历史中吸取前人教训，提升今人智慧，走好发展之路。回过头来看，我们党今天将尚俭戒奢置于治党治国的重要高度不但重要而且十分必要，它的最大意义就是让全党时刻牢记“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的古训，将“尚俭戒奢”做为从严治党的有力举措，为党员干部圈定生活标准，为个人追求定好价值方向，为全社会树立起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风向标。每一个党员干部只有认真的贯彻落实，示范带动，以良好的党风带动政风社风向好发展，我们才能跳出历史周期论，才能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编辑：李晓刚）
